李铁头蹲在打谷场上，面前摊着吴梦发来的电报。纸很短，只有两行字，但李铁头看了两遍，又看了一遍，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眼睛里——“动员老百姓撤离，去湖南，去重庆，去哪里都行。只要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”他把电报折好，塞进口袋里，站起来，看着那些还在村子里忙碌的老百姓。
有人从屋里搬出粮食，一袋一袋地往牛车上搬；有人从猪圈里把猪拖出来，用麻绳捆了西蹄，扔在板车上；有人把鸡从鸡窝里抓出来，两只翅膀一拧，塞进竹笼；有人在井边打水，把水倒进锅里烧开，灌进暖壶，留着路上喝。没有人问“为什么要走”，没有人问“要去哪”，没有人问“还能不能回来”。他们从李铁头那张被硝烟熏黑的脸上读出了答案——鬼子要来了。
一个老太太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攥着几块银元，银元被攥得发烫。走到李铁头面前，把银元塞进他手里。“长官，这点钱，给弟兄们买点子弹。多杀几个鬼子。”李铁头低头看着那几块银元，又抬头看着老太太沟壑纵横的脸，把银元推回去。“大娘，钱您留着路上用。子弹我们有的是，杀鬼子不用您操心。”老太太不肯接，又塞了回来。李铁头又推回去，老太太又塞过来，来回推了好几次。李铁头急了，声音大了几分。“大娘，您再不收，我就跪下了。”老太太愣住了，看着他眼睛里的光，不再推了。
李铁头转身走到打谷场边上，蹲下来，从背包里拿出地图，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从金山卫到湖州，从湖州到芜湖，从芜湖到安庆，从安庆到武汉，从武汉到长沙，从长沙到重庆。那条线很长，弯弯曲曲，翻山越岭，渡河过江。画完，把地图递给老太太。“大娘，沿着这条路走，走到重庆。那边有人接你们，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，给你们粮食吃，给你们活儿干。”
老太太接过地图，看也不看，折好塞进怀里。她不识字，看不懂地图，但她信这个年轻的军官，信他说的每一个字。
撤退开始了。老百姓们赶着牛车，推着独轮车，挑着扁担，背着包袱，拖家带口地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。有人回头看了一眼，眼眶红了；有人头也不回，步子快得像在逃命；有人走几步就停下来等一等，等着走不动的老人和孩子跟上来。炊烟从村子里升起来，不是做饭，是有人在烧带不走的柴火。李铁头站在村口，目送着他们一个一个地从他面前走过。一个也不认识，但他记住了每一张脸，记住了每一个眼神，记住了每一个佝偻的背影。
松井石根不知道这一切。他站在吴淞口战舰的指挥室里，面前是摊开的上海作战地图。红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指向上海市区，每根箭头旁边都标注着番号、兵力、进攻方向和进攻时间。他看了几遍，觉得很满意，兵力是支那人的几倍，火力是支那人的几十倍，飞机、坦克、军舰都是压倒性的优势。支那人没有制空权，没有制海权，没有重炮，没有坦克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只有命，一条一条的命，填进绞肉机里，填多少死多少。
上海的战斗还在继续，局面和几天前一模一样。鬼子压着国军打，但就是打不垮。不是国军变强了，是那些从野战医院里冲出来的老兵改变了战局。他们拖着残破的身体爬进弹坑、趴在尸体堆后面、蹲在断墙根下、缩在废墟死角里。枪是缴获的三八式，老套筒，汉阳造，膛线都快磨平了，但他们每一发子弹都能打死一个鬼子，每一枪都能带走一个重要目标。
鬼子少了军官指挥，少了重机枪掩护，少了迫击炮支援。进攻部队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在阵地上乱撞，被国军的反击打得落花流水。松井石根在指挥室里接到了前线战报，脸色青得像一块泡了太久的海带，把战报摔在桌上。
“八嘎！你们不是说那支神秘部队己经被消灭了吗？那对面阵地上那些打冷枪的支那人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师团长们低着头，没有人敢回答。一个师团长站了出来，是谷寿夫。“司令官，也许那支神秘部队并没有被完全消灭，也许还有残余分子混在支那人的队伍里。他们没有了那些先进的狙击步枪，但还是能用普通步枪对我们造成威胁。但我们从金山卫登陆，端掉支那人的老巢，这些人迟早都是瓮中之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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