闸北的天空被硝烟染成了灰黑色，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铁饼，挂在烟雾后面，发着暗红色的、有气无力的光。枪声不是一阵一阵的，是一片一片的，从东边响到西边，从南边响到北边，像一锅煮开的粥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怎么都停不下来。从八月十三日鬼子在上海发动进攻开始，闸北就成了炼狱。不是比喻，是字面意义上的炼狱。街道变成了战壕，楼房变成了碉堡，窗户变成了射击孔，屋顶变成了观察哨。每一栋楼都在争夺，每一条街都在拉锯，每一寸土地都在流血。国军的德械师穿着整齐的军装，戴着德式钢盔，扛着中正式步枪，在炮火中冲锋，在弹雨中倒下，在刺刀下牺牲。他们打得很勇敢，勇敢到让人心疼。但他们打得很苦，因为没有制空权，没有制海权，没有重炮，没有坦克。他们只有命，一条一条的命，往鬼子的火网里填，填进去，烧没了，再填，再烧没，再填。
鬼子的海军陆战队在虹口和杨树浦的据点里缩着，像一群被打怕了的狗，缩在墙角，夹着尾巴，呜呜地叫。他们以为上海会像东北一样，会像华北一样，会像他们以前打过的所有地方一样——军队一触即溃，政府一跑了之，老百姓逆来顺受。他们错了。上海不是东北，不是华北，不是他们以前打过的任何地方。上海的国军会抵抗，上海的百姓会支援，上海的每一条街道、每一栋楼房、每一个窗户、每一个屋顶，都可能射出一颗子弹，要了他们的命。
王德柱趴在一栋三层小楼的楼顶上，身上盖着从楼里找出来的破床单和旧报纸，和楼顶的瓦砾混在一起，从地面上看，根本看不出上面趴着一个人。他的雷霆狙击步枪架在楼顶的护栏上，枪管上缠着破布，防止反光。瞄准镜的镜片用纱布蒙了一层，只留中间一个小小的圆孔，既能看清目标，又不会被鬼子的狙击手发现。他在等。等鬼子的重机枪开火。鬼子的重机枪在对面一栋楼的二楼窗口，一挺九二式重机枪，架在窗台上，枪口对着国军冲锋的路线。那挺机枪己经打死了至少三十个国军战士，王德柱亲眼看着他们倒下去，一个接一个，像被割倒的麦子。他的手指搭在扳机上，指腹压着扳机的弧面，能感觉到扳机下面击发弹簧的微小震动。他在等一个机会，等那个机枪手露出破绽，等副射手给他递弹板的那一刻，等两个人同时暴露在瞄准镜里的那一刻。
楼下的街道上，国军的一个营正在准备进攻。营长蹲在墙角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看着对面那栋楼。他的脸色很难看，铁青的，像一块被冻了很久的肉。他知道那挺重机枪在那里，知道它己经打死了他几十个兄弟，知道不把它干掉，这次进攻又是送死。但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炮，没有飞机，没有能打穿那堵墙的重武器。他只有人，一个一个的人，拿命去填，填到机枪子弹打光了，填到机枪手累死了，填到那堵墙被尸体堆满了，也许就能冲过去。
“营长，鬼子的机枪怎么哑了？”身边的副官突然喊了一声。
营长愣了一下，举起望远镜，朝那栋楼看去。二楼的窗口，那挺重机枪还在，但机枪手趴在窗台上，一动不动，脑袋下面一摊血，在阳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。副射手也倒在地上，身体蜷缩着，像一只被踩死的虫子。营长的嘴巴张开了，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他不知道是谁干的，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打来的，不知道那个神枪手是哪个部队的。他只知道，鬼子的机枪哑了，他的兄弟们可以冲锋了。
“兄弟们，给我冲！”营长从墙角站起来，手里端着一挺从牺牲的机枪手身边捡起来的轻机枪，枪口朝前，扣着扳机，一边扫射一边往前冲。他身后的西百多个战士从掩体后面跳出来，端着枪，猫着腰，喊着“杀”，朝鬼子的阵地冲去。
楼顶上，王德柱拉动枪栓，退壳，推弹上膛，瞄准了另一个窗口。那里有一挺歪把子轻机枪，正在朝冲锋的国军扫射。他扣动了扳机，机枪手倒下了。再拉枪栓，再退壳，再推弹上膛，再瞄准，副射手倒下了。再拉，再退，再推，再瞄，下一个目标——一个举着军刀的军官，倒下了。他一口气打了六枪，打死了六个鬼子，每一枪都是一个重要目标，机枪手、副射手、军官、掷弹手、通信兵、炮兵观察员。这些人是鬼子阵地的骨架，骨架散了，肉就站不起来了。
[作者寄语] 军旅119文库 致力于提供 独伴《抗战之我的钞能力》全本阅读体验。本章 第59章 淞沪会战打响 已结束，请继续下一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