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 春讯
1936年12月26日,保安,抗大。
陆铮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的。
不是那种急促的、令人心惊肉跳的砸门,而是有节奏的、不紧不慢的轻叩——咚、咚咚、咚。像是有人在用手指关节敲击木板,像是在弹一首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歌。
他翻身坐起来,披上军装,走到门口,拉开门闩。
门外站着方干事,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——不是紧张,不是焦虑,而是一种介于兴奋和困惑之间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“陆教员,校长让你过去。有客人。”
客人?
陆铮跟着方干事走出窑洞,天还没有大亮,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线鱼肚白,把云层的边缘染成了淡粉色。空气里有一股的、泥土的气息,和前几天干冷的味道完全不同。
校部的窑洞里,林海正在和一个人说话。
那个人背对着门口,穿着一件灰色的棉大衣,头上戴着一顶狗皮帽子,帽檐压得很低,看不清脸。他的背影很瘦,肩膀很窄,像是一个被风一吹就会倒的人。
“陆铮来了。”林海说。
那个人转过身来。
三十岁左右,圆脸,小眼睛,戴着一副圆框眼镜,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的脸上有冻伤的痕迹,鼻尖红红的,嘴唇干裂,看起来像是赶了很远的路。
“你就是陆铮?”那个人问,声音不高不低,带着一点南方口音。
“我是。你是?”
“我姓周,你叫我老周就行。”那个人伸出手,陆铮握了一下。他的手很瘦,骨节分明,但很有力,不像是一个文弱书生该有的手。
“老周同志是从西安来的。”林海说,“他带了一些消息,我想你也应该听听。”
西安。又是西安。
老周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,打开,里面是一沓用铅笔写的小字条。他把字条一张一张摊在桌上,像是在摆一副扑克牌。
“西安那边的局势,基本稳定了。”老周的声音沙哑,像是喊哑了嗓子,“蒋介石回了南京,张学良被扣了,杨虎城还在西安。国共谈判己经开始了,周恩来同志正在和国民党方面接触。”
林海点了点头:“谈判的进展如何?”
“不太顺利。国民党方面要求红军改编,但改编后的指挥权、编制、驻地,都还在谈。蒋介石这个人,不会轻易让步。”
“但他也不会轻易撕破脸。”陆铮说。
老周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。
“你说得对。蒋介石现在内外交困,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,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他需要时间,我们也需要时间。”
他从字条里抽出一张,递给林海。
“这是中央的最新指示。关于抗大的。”
林海接过字条,看了一遍,递给陆铮。
陆铮接过来,上面写着几行小字,笔迹很潦草:
“抗大教学须适应新形势,增加统一战线、群众工作、敌后游击战等内容。军事训练不减,政治教育加强。”
“新形势”。陆铮在心里咀嚼着这三个字。所谓新形势,就是国共合作、一致抗日的新形势。红军要改编,抗大要转型,教学内容要调整。一切都变了,一切都在变。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老周又从字条里抽出一张,“中央决定,抗大近期要扩大招生。不光是红军干部,还要吸收进步青年、知识分子、甚至国民党军队里的爱国军官。”
林海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“国民党的军官?来抗大学习?”
“对。中央的意思,是要把抗大办成真正的‘抗日大学’,不只是红军的大学,是全国人民的大学。”
林海沉默了片刻,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既然是中央的决定,我执行。”
老周转向陆铮。
“陆铮同志,你的课,我听说了一些。‘三三制’、‘雪地作战’、‘城市巷战’——这些东西,很多老同志都没听说过。你从哪里学来的?”
又是这个问题。
陆铮知道,这个问题他回答过无数次,以后还会被无数次地问到。他需要有一个统一的、不会露馅的回答。
“自学的。加上实战中摸索。”他说,“我在红西方面军的时候,打过很多仗,每一次打完,我都会想——这一仗为什么赢?为什么输?能不能打得更好?想多了,就想出了一些东西。”
老周看着他,看了很久,然后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想得好。打仗不是靠蛮力,是靠脑子。你能想,说明你有脑子。”
陆铮没有说话。
“你的那些东西,中央很感兴趣。”老周继续说,“尤其是‘三三制’,毛主席在抗大的时候就听说过,说这个战术有前途。你好好教,教好了,说不定有一天,毛主席亲自来听你的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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